敦品励学、诚信质朴的京师品格。北师大作为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,在继承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、服务时代需求的探索和引领中,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范和精神品格。北京高师时期“诚、勤、勇、爱”的校训、“成己成物”的励学及服务方针,印刻在师大人的血液里。高师改大后的首任校长范源廉先生要求的“以身作则”,董事会董事长梁启超先生手书的“无负今日”,老校长袁敦礼题赠学子的“成德达材”,都是对师大传统的拓展和延伸。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、文字音韵学大师的钱玄同先生,不仅学术成就斐然,他至死不渝的爱国节操、对家庭伦理的执着坚守同样具有国士的品格。黎锦熙先生,终生致力于国语改革和推广事业,“攘夷武仗三千虎,建国文凭十八龙”,是他学术报国志向的明确表达。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、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,两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,他们分别以讲坛和文坛为主要阵地,为党的事业和引领青年成长做出了突出贡献。陈垣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家,他的“励耘”精神是师大精神的一个写照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身处沦陷后的北平,治学不忘忧国,以 “有意义之史学”来弘扬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。历史上师大的勤勉和踏实是出了名的,在学学生“勤朴好学之风,甲于各校”,毕业学生“克尽厥职之声誉,腾于全国”。艰苦的条件反而催发出师大人奋发上进的动力。时至今日,这种敦品励学的风范、不随人后的志向,已成为师大人之为师大人的形象特质和人格标识。
弘扬师道、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。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,北师大对于国家教育发展自始便有“开先河”、“垂典范”的担当。高师时期,北师大通过六部本科科系设置、各类专修科讲习班探索以及多个研究科的建设,成为学科门类最全的高师院校。老校长陈宝泉所说的“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”,可以用来说明师大人当时的责任和雄心。1922年,壬戌学制颁布施行,北京高师调整学科结构和办学定位,于1923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。在经费竭蹶、师资队伍不稳等严峻形势下,范源廉校长上任之日给大家鼓劲:“无论政局如何纷扰,只要我们个人精神不乱;无论经济如何困难,只要我们大家志气不馁;那么,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。”师大人的精神和志气在哪里?范源廉校长将他的思想表达在了师大的校歌当中,“师道,师道,谁与立?责无旁贷在藐躬。”他将师道浓缩为“宏我教化,昌我民治”的八字箴言,希望师大人把“振立师道”担在肩上。抗日战争时期,这一师道精神随北师大的西迁而扩展于西北。解放战争时期,由于地处国统区,为了撑得起这一责任,师大人多方面、多方位地进行了抗争。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,经过几代师生的苦心经营,北师大最终构建了“从研究生教育、本科教育,一直延伸至附属中学、小学和幼儿园”的完整办学体系,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教育优势和鲜明的办学特色,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体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有贡献。这一责任,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,它表现为师大人“育人兴邦”的使命意识;新中国成立初期,它表现为师大人“改革在前”的先行精神;改革开放时期,它表现为师大人“开拓创新 ”的转型决心;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,它表现为师大人加快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标杆担当。
建设“综合性、研究型、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”,要求我们必须 “继承北京师范大学的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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